<正>海南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教育部与海南省“部省合建”高校。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为学校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根据《软科中国大学发展速度排名》，2019—2022年学校总增速位列全国高校第一；2025年27个学科上榜软科中国最好学科；在“2026软科中国大学排名”中，学校位列全国第87名。
港口型开放城市的公交站名既承担交通指位功能，也参与城市记忆的日常生产。通过将文化记忆理论、批判地名学与跨文化传播理论相结合，以汉堡2173个公共交通站名和海口四个市辖区1260个公交站名为样本，考察两城站名的命名结构及记忆编码机制。汉堡站名系统以历史文化类、姓氏地名类、战争记忆类及自然地貌类为主体，呈现出历史层累的多元叠合结构；海口站名系统则以交通设施、人工建筑、企业场所、产业园区及行政区域类为主导，体现出功能指位优先的实用主义命名逻辑。两城差异并非源于文化资源禀赋的有无之别，而是根植于地名进入公共交通系统的选择机制、符号机制与解释机制的不同。海口站名具有深厚的文化潜势，但目前部分呈现点状分布与隐性编码的状态，大量历史记忆资源亟需有效转化为可识别的站名符号。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揭示港口型城市站名系统中功能性与文化性之间的张力结构，并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文化软环境建设提供路径参照。
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正在改变企业的生产方式与决策模式，为提升资本配置效率提供了重要支撑。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企业层面的“智实融合”指数，采用“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模型检验其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智实融合能够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具体表现为投资对投资机会的反应更为敏锐。机制分析表明，该效应主要通过信息、资金、风险以及治理渠道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及外部监督较弱的企业中更为突出；当管理层具有金融背景或战略前瞻性较强时，促进作用亦显著增强。此外，在竞争强度较低、同群效应较强的行业中以及数字基础设施与金融科技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智实融合的边际效应更强。本文为理解数智化转型背景下企业投资决策行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为推动智实融合、优化要素配置提供了理论支撑。
南宋儒佛两家“疑”概念都是在对各自思想系统的批判基础上提出的。在理论内涵上，南宋儒佛两家之“疑”都注重对自身主体性的凸显，反对外在的权威；将“疑”作为觉悟的内在动力之一，反对“文字知解”与“僵化形式”，强调真知真行的日常实践性。儒家之“疑”指向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遮蔽；佛教之“疑”旨在对能、所二元对立结构的消解，能疑、所疑浑然脱落，能所双遣，从而顿见“立处即真”。儒家之“疑”的目标是通过“破邪显正”的工夫，达到对本心与天理的统一，通过批判性反省，扫除“物欲”与“意见”的遮蔽，从而彻底显现内在固有的、与宇宙之理同一的“本心”。而佛教之“疑”的目标是为了成就动态的、不执着的智慧心，达成无碍自在的最高境界，“日用是道”成为现实实践。陆九渊与宗杲均侧重内在心性，外在的经世致用显得薄弱，这也引发了后世儒佛两家的内部争论，反映出如何处理人之主体性与客观知识、普遍规范、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以及“内圣”与“外王”等问题，都是儒佛两家共同持续关注的。
学界对“三纲”的讨论多集中于思想史、文献学和伦理学的维度，较少从法哲学的维度将其视为一种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规范性秩序进行分析。本文立足法哲学视角，梳理了学界“三纲”之辩在起源性质、内涵功能以及价值评判上的主要分歧，并揭示了这些分歧背后的法理预设，进而阐释了“三纲”的规范效力、权威结构和规范形态。“三纲”的规范效力源于“天道—王命—社会事实”的三重担保，权威结构呈现为融合传统型、魅力型与宇宙论“自然理性”的复合型结构，规范形态则体现了“礼法合一”“差序建构”的特征。“三纲”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和超大规模共同体构建提供了系统化的秩序支撑，但同时，它也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个体主体性被遮蔽、缺乏形式平等与程序正义等根本局限，因此难以适配现代法治逻辑。在现代转化层面，应当采取“抽象继承”与“原则重释”的路径，剥离其等级依附的内核，融入现代平等的理念，提炼其中的秩序伦理、责任伦理等普遍性价值，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必要的本土思想资源，进而推动传统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在孟子思想中，“良知”蕴含的丰富意涵尚未得到系统、深入的阐发，而在王阳明心学中，“良知”的功能与特性被全面启用和揭示，从而使孟子的“良知”实现了首次活化。在王阳明心学中，被活化的“良知”不仅表现出主宰万事万物、照察正邪善恶、监督虚妄之行、抑制私心杂念、驱暗融冰、洗污刷垢、滋养身心等功能，而且呈现出圆满自足、一体贯通、无处不在、亲疏厚薄等特性。“良知”功能多样性的呈现，有助于人们建立起对“良知”意涵的全面且准确的认知，而“良知”特性的揭示，则有助于人们把握“良知”的正确方向。可见，王阳明对“良知”的活化，不仅使孟子“良知”蕴含的丰富功能得以激发，而且使“良知”教化意义的落实见到了曙光。
近现代西方历史意识多以理性主义和进步论为核心，形成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自启蒙时代起，西方思想家将历史意识视为区分文明与非文明的标志，进而否定非西方文明的历史价值。黑格尔将东方社会排除于“世界历史”之外，兰克的普遍历史观亦带有类似偏见。而后彼得·伯克所提出的历史意识标准，虽表面中立，实则仍以西方文明为衡量尺度。中国传统史学自古即重视史才、史学、史识与史德，体现出深厚的历史意识传统，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与实践规范。在现代语境中，这种传统不仅未被吸收，反而被历史哲学话语边缘化。西方历史意识在其演化过程中逐步走向逻辑自大、虚无主义与文化霸权，反映出现代性危机的深层症结。唯有在多元文明对话中重建历史观，方可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形成真正普遍的人类历史意识。
传统模式下，农村金融的发展瓶颈是多数农户和小微企业都属于无抵押、无担保、无信用记录的“三无”主体，导致农村、农民成为金融难以涉足的“禁区”。通过分析AI、供应链金融和区块链技术的特性，探索AI+“双链融合”的金融模式，以形成“智能决策+数据可信”的双轮驱动，三者的叠加既完善了供应链上的信用体系，又加强了风险防控，还优化了金融业务流程，并创新了普惠金融生态。从供应链金融和区块链技术的“双链融合”，再到AI加持的“三位一体”，数智技术推动农村普惠金融不断迈上新台阶。
跨国企业因其组织形态的跨国属性以及资源配置能力，在经济、文化方面具备天然的国际传播优势。跨国企业不仅是重要的国际传播主体，同时也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媒介：一方面，母国可通过跨国企业的治理制度、文化符号、供应链以及数字技术等向外传递国家形象；另一方面，东道国也可以通过制度调节、文化融合以及知识流动等形式对跨国企业进行反向输出。在海南自贸港“两个基地”建设背景下，可构建以跨国企业为重要传播核心主体的“母国—跨国企业—东道国”传播链。要借鉴世界知名自由港的实践经验，通过品牌激活、技术驱动、规则影响等路径，充分发挥跨国企业传播优势，让跨国企业成为中国摆脱国际传播困境的新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