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思想中,“良知”蕴含的丰富意涵尚未得到系统、深入的阐发,而在王阳明心学中,“良知”的功能与特性被全面启用和揭示,从而使孟子的“良知”实现了首次活化。在王阳明心学中,被活化的“良知”不仅表现出主宰万事万物、照察正邪善恶、监督虚妄之行、抑制私心杂念、驱暗融冰、洗污刷垢、滋养身心等功能,而且呈现出圆满自足、一体贯通、无处不在、亲疏厚薄等特性。“良知”功能多样性的呈现,有助于人们建立起对“良知”意涵的全面且准确的认知,而“良知”特性的揭示,则有助于人们把握“良知”的正确方向。可见,王阳明对“良知”的活化,不仅使孟子“良知”蕴含的丰富功能得以激发,而且使“良知”教化意义的落实见到了曙光。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平等本质是条件平等而非结果平等,把公有制的平等本质理解和归结为结果平等的平均主义,导致了社会主义实践的灾难性后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平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根基,它充分认可人之主观能动性的差异性发挥,构成人类通向自由解放的实践阶梯。当前我们前进于共同富裕的征程,在处理条件平等带来的经济结果差异时,应当在尊重劳动差异、维护发展效率的同时,坚决反对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并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差异-平等共生的社会生态。
南宋儒佛两家“疑”概念都是在对各自思想系统的批判基础上提出的。在理论内涵上,南宋儒佛两家之“疑”都注重对自身主体性的凸显,反对外在的权威;将“疑”作为觉悟的内在动力之一,反对“文字知解”与“僵化形式”,强调真知真行的日常实践性。儒家之“疑”指向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遮蔽;佛教之“疑”旨在对能、所二元对立结构的消解,能疑、所疑浑然脱落,能所双遣,从而顿见“立处即真”。儒家之“疑”的目标是通过“破邪显正”的工夫,达到对本心与天理的统一,通过批判性反省,扫除“物欲”与“意见”的遮蔽,从而彻底显现内在固有的、与宇宙之理同一的“本心”。而佛教之“疑”的目标是为了成就动态的、不执着的智慧心,达成无碍自在的最高境界,“日用是道”成为现实实践。陆九渊与宗杲均侧重内在心性,外在的经世致用显得薄弱,这也引发了后世儒佛两家的内部争论,反映出如何处理人之主体性与客观知识、普遍规范、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以及“内圣”与“外王”等问题,都是儒佛两家共同持续关注的。
学界对“三纲”的讨论多集中于思想史、文献学和伦理学的维度,较少从法哲学的维度将其视为一种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规范性秩序进行分析。本文立足法哲学视角,梳理了学界“三纲”之辩在起源性质、内涵功能以及价值评判上的主要分歧,并揭示了这些分歧背后的法理预设,进而阐释了“三纲”的规范效力、权威结构和规范形态。“三纲”的规范效力源于“天道—王命—社会事实”的三重担保,权威结构呈现为融合传统型、魅力型与宇宙论“自然理性”的复合型结构,规范形态则体现了“礼法合一”“差序建构”的特征。“三纲”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和超大规模共同体构建提供了系统化的秩序支撑,但同时,它也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个体主体性被遮蔽、缺乏形式平等与程序正义等根本局限,因此难以适配现代法治逻辑。在现代转化层面,应当采取“抽象继承”与“原则重释”的路径,剥离其等级依附的内核,融入现代平等的理念,提炼其中的秩序伦理、责任伦理等普遍性价值,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必要的本土思想资源,进而推动传统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近现代西方历史意识多以理性主义和进步论为核心,形成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自启蒙时代起,西方思想家将历史意识视为区分文明与非文明的标志,进而否定非西方文明的历史价值。黑格尔将东方社会排除于“世界历史”之外,兰克的普遍历史观亦带有类似偏见。而后彼得·伯克所提出的历史意识标准,虽表面中立,实则仍以西方文明为衡量尺度。中国传统史学自古即重视史才、史学、史识与史德,体现出深厚的历史意识传统,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与实践规范。在现代语境中,这种传统不仅未被吸收,反而被历史哲学话语边缘化。西方历史意识在其演化过程中逐步走向逻辑自大、虚无主义与文化霸权,反映出现代性危机的深层症结。唯有在多元文明对话中重建历史观,方可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形成真正普遍的人类历史意识。
“人”作为生产力中最具能动性的因素,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人口高质量发展表现为总量充裕、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总体协调,其可以为新质生产力带来劳动力比较优势、技术创新与跃迁、人力资本优化配置和新型空间布置格局的提升。当前,面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国人口在发展结构、区域分布、人才储备等层面面临诸多挑战。新时代新征程,要不断提升人力资源利用率、调整区域产业布局、深化高质量教育改革,创建“数量红利—质量红利—结构红利—空间红利”的复合范式,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媒体加速了信息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速率,重塑了思想文化传播的权力与格局。在全媒体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积极发展和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着重要意义,有助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夯实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群众基础,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自强,进而发挥中国道路在全球的示范作用,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认同。而在全媒体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先进文化面临一系列挑战,诸如全媒体传播方式的“中心化消融”现象导致了党在传播领域主体性有所“弱化”,个性化表达方式的欠缺造成了文化传播吸引力有待提高,多样化思想观念的冲击导致主旋律“失音”等情况频繁出现。中国共产党应坚定中华文化立场,以优化网络议程设置助推党媒的“中心化重塑”,拓展移动互联网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加强发展先进文化过程中的法治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