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数千年前,《周易》便将自然与人文区分开来,连同阴阳、乾坤、道器等两分法,形成了最初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从而为中国传统文化之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奠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并对几千年中华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从战国时期道家、儒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到“五四”以后同马克思主义的融合,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不断,纵横几万里犹新,其中道器平衡理念和胸怀天下志向在以AI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尤显重要,也弥足珍贵。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既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也是推动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进程,表现出中国人民的“伟大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文明贡献不能囿于富强逻辑,而要提升到文明论和哲学高度。从哲学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辩证统一,成功破解了“古今中西体用之争”。从“根”与“魂”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核心是在深化和拓展“两个结合”的语境下自立自强地谋求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从“道”与“路”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贡献关键就在于“开创道路”,核心是在“跳出中国看中国”的语境下独立自主地谋划中国发展战略;从“体”与“用”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关键是明体达用,超越现代资本文明形态和西方现代化,核心是在“两制长期共存”的语境下胸怀天下地谋取中国强国之道。
作为数字时代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多重价值取向及其冲突。这种价值取向的复杂性决定了构建系统性分析框架以实现价值目标的协调整合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内含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四重价值取向,并形成了由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人文价值、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以及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之间的冲突所构成的价值冲突系统。在全面性、协调性、适应性和人本性的视野中,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四重价值取向之间应该形成一种合理的关系结构,保持发展本身的真理与价值的统一,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持久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发展困境,邓小平以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卓越的政治智慧,毅然决然地领导和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在改革进程中,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如注重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改革注重系统性、协同性和渐进性,以开放促改革等。其意义体现了改革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动力,体现以人民为中心,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以“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改革得失等特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回顾邓小平的领导社会主义改革经验,对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演进过程中的理论反映,乌托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存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在探讨新社会可能性的同时,它们也批判了旧社会。然而,两者在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乌托邦主义可被视作“革新的科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跃升为“革命的科学”。首先,乌托邦主义仅是一种“想象的现实”,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现实的想象”。其次,乌托邦主义对现实的批判缺乏彻底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批判的批判”深化了对社会矛盾的分析,并指出了社会变革的方向。最后,乌托邦主义倾向具体描绘未来社会的图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通过对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向现实的转化。在当前的理论探讨中,重新审视乌托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与区别,对于解构意识形态的迷雾、驳斥“历史终结论”等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精神,重建人-机伦理关系与数字化社会人文精神,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打破传统“工具使用”范式,推动人机关系向交互性为核心、共生协同为特征的新样态转型,呈现交互建构、功能互补、价值互嵌的共生格局,引发主体性重构。然而,技术与人文的张力催生理性偏失、情感疏隔、意义模糊三重隐忧。对此,需以价值对齐为核心校准人机价值,以主体重塑强化人类自主能力,以人文嵌入推动技术与人文深度融合,构建系统性人文精神重建路径,实现人机和谐共生,确保技术服务于人类文明进步与全面发展。
OpenClaw是大语言模型驱动的自主式智能体,它能够突破应用沙箱隔离,获得系统级执行权,实现了从“被动执行”到“行动主体”的技术跃迁。然而OpenClaw的自主便捷性在释放生产力的同时,也可能引发重大的安全与伦理风险。在安全方面,存在算力消耗量级跃升、算力窃取与数字黑产风险、执行幻觉与跨境数据安全隐患,以及奖励劫持等风险行为;在伦理方面,人类由“效率至上”思维引发的工具依赖与权力让渡,可能造成严重的学术失范与主体性危机。其风险原因根植于巨头公司的商业诉求、OpenClaw的底层架构以及人类的工具依赖性。面对OpenClaw带来的技术红利与伴生的复合风险,应实施基于权限限制与制度规制的综合应对策略。在国际层面,倡导全球共治,统筹跨国算法规制与开源安全生态;在国家层面,积极构筑“权限-算力-责任”三位一体的底线规制体系;在区域层面,争取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跨境数据与开源插件规制的动态试验区。最终在拥抱数字生产力跃迁的历史进程中,推动OpenClaw安全、健康与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