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道、理、学、术”四位一体论
盖建民;道教与医学的关系是近三十多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前沿领域之一。道教医学作为宗教医学范畴，乃是道门人士围绕其“生道合一”教义思想，超越生死与寿老限阈，与中华医学各种流派之间彼此交融，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医学体系，带有鲜明道教色彩。道教医学作为中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讲求生命健康与寿老，探讨道家道教典籍中蕴含的生命之道、预防救疗之医道，挖掘历代道医在济世度人宗教医疗实践中创造与发明的各种医疗手段技术的运用，是“道、理、学、术”四位一体的自主知识体系，有其现代价值；汲取提炼道教医学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元素，为全球卫生治理给出“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标识性原创性概念
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美丽中国、清洁美丽世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两型’社会建设、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生态文明经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核心概念或词组短语，构成了一个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统领、涵盖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范畴话语体系。对于这些基础性概念的具体意涵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还需要我们作更细致深入的阐释辨析。
道德与伪善
程志敏;关娜;道德是人的本质，但容易流于“伪善”，因为任何价值都会异化，成为沽名钓誉的手段，故道家主张绝圣弃智和绝仁弃义。黑格尔、梁启超和严复等中外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道德”的优劣。道德为富贵功名所污染，亦为“天理人欲之辨”所禁锢，走向了道德主义，转天下之人为欺伪者，从“卫道士”变成了“伪道士”，以理杀人。道德如“文”，可以整齐世道人心，却也有着自身的局限，变成文弱和伪善的帮凶，促进权利发展的同时也在制约着权利的实现。但亦不能因伪善而否认“善”或“道德”的力量，毕竟柔弱处下者最为坚强，尤其在“缺德”的“大争之世”，更需要道德来扫除功利之弊，所以王国维相信东方道德政治将大行于天下。
变奏与复调：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封建论
徐健;潘政磊;明清之际，江南士人针对集权君主制展开较为全面的反思，并提出一种援引三代古制但又富有创见的封建论主张。江南士人先是肯定私观念，随后将其表达为地方的共同利益，并形成一种维护地方利益的地方意识。在地方意识的催动下，他们设想出“内封建”的地方自治模式，这一设想最终又发展成众治天下的限制君权方案。在此过程中，江南士人意在求索天下为公的道德秩序和统一安定的政治秩序。对于江南士人而言，私观念虽然是重塑政治体的思想起点，但却不能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支点，进而所要达成的是地方与天下共同体的交织融合，这就开启了一种有限度的启蒙。
论僧肇对玄学成圣观差异性问题的解释
王宏伟;玄学家认为成圣主体间存在差异，成圣并非人人皆可。僧肇站在般若学立场提出人人皆可成圣，诠释内容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基于缘起观重新解释有、无概念；第二，通过强调空来否定本体展现出的有、无两种形式。僧肇的解释一方面弱化了汉代性三品说引发的成圣主体先天差异问题；另一方面对九品中正制产生冲击，表明出身贫穷的僧人也有可能接近权力中心。可以说僧人群体的思想变化与制度生活之间相互契合，共同成为观念变化的内在推力。
数字资本主义下我国精神生产安全的风险及应对
陈红;邱灵;当前资本主义进入了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资本主义借精神生产数字化重塑之机，加速对他国进行文化输出和精神驯化。其实质是以知识垄断、平台垄断和话语权垄断干涉他国精神生产主权，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文化消费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解构社会精神价值，以资本逻辑异化精神生产的超越性，这给我国的精神生产安全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和挑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构筑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安全，既需要通过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高精神生产力，也需要提高精神创造力和引领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冼夫人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
李现红;冼夫人文化由冼夫人首创，冯冼后人继承弘扬。这是一种勇武忠壮、爱国爱民、民族团结、和平进取，在岭南和东南亚有广泛文化认同且活态传承至今的文化。弘扬冼夫人文化有利于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内容，维护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有利于厚植海南自贸港的历史文化底蕴；有利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