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与“新建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成为当今世界大变局中的颠覆性挑战。其间最具全球意义的事件之一是,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质是转向对“微观-宏观”范式思维的认可和接受。从经济学范式建构的角度看,当前世界现象显示由“微观-宏观”范式所形成的叙事体系,正在向“域观-共同体”及多边共存博弈的世界秩序演进。在实体、虚拟与数字经济三维发展空间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已占据日益宽广的领域,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超大型“全域全能”国家。中国经济学界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原有的计划经济思维转向市场经济思维,接受基于“微观-宏观”范式思维的经济学叙事,历时已近半个世纪。今天,正在向“域观-共同体”,即多元文化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范式思维转变,以新的观念和思维架构来建构新时代的世界治理体系。
针对亚里士多德关于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的说法,霍布斯提出人在本性上并非政治动物的反向主张。德瓦尔从捍卫亚里士多德的角度批评霍布斯的人性论与狼性论,罗兰兹从同情狼性的角度批评霍布斯的人性论。霍布斯的“合作-攻击”概念改变了亚里士多德那里的“群居-独居”概念,他不仅强调人之有别于动物的正面特征,而且特别突出了人之有别于动物的负面特征,而且分析了人作为理性动物与非理性政治动物(如蜜蜂、蚂蚁)之间的根本差异。恰当理解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的批评及其意图,才能理解当代动物伦理学与动物政治学从亚里士多德角度翻转至霍布斯的恰当与不恰当之处。
民国时期东坡词学批评在传播与观念上呈现显著新变,成为词学研究转型的关键阶段。当前学界对民国词学已有一定探讨,但针对东坡词学批评新变的系统研究尚显不足,既有成果或忽视民国文献,或未全面梳理新变实绩。通过全面考察相关文献,在此系统梳理其涉及选本、报刊化、视听艺术化与域外传播等方面的东坡词学传播的新变,以及文学进化论、白话文学、活文学观念等新文学观念和美文、韵文、趣味文学、音乐文学等西方文学观念两者对民国时期东坡词学批评的新影响。通过对民国时期东坡词学批评传播新变与观念新变的系统梳理,能够推动东坡词批评史与词学史的深入,促进东坡研究的拓展,弥补唐宋词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从而为现当代东坡词研究史的建构作出一定的学术贡献。
惠洪对苏轼人格精神的推崇,主要体现在其对苏轼诗学传统的接受与重构之中。具体而言,在诗歌创作层面,惠洪通过仿效苏轼句法结构,构建出具有僧人身份特色的诗歌语法体系;借取并转化苏轼常用的成语与全句,将文人传统的文学符号纳入禅学话语系统;并在诗意的承接与反转中,形成与苏轼之间的精神对话机制及陌生化审美效果。在诗学批评层面,其笔记著作《冷斋夜话》大量收录苏轼诗作及相关轶事,以“史诗互证”与义理阐释为方法,将苏轼置于承续传统与开启新变的枢纽地位。不仅揭示出宋代文人对前代典范接受的多重路径,也折射出禅宗思想向文学批评领域的深度渗透。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但法国在越南殖民统治晚期对西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侵略和侵占,严重侵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安全,也为西贡当局日后猖狂侵占西沙群岛提供了可乘之机。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针对西沙群岛领土完整、主权安全面临挑战,中国政府采取外交、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种手段,强有力地维护了西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进一步维护南海权益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注重加强组织建设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坚决捍卫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仅相继提出“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涉及国家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和“建设海洋强国”等方针和战略,更在加强南海诸岛行政管辖的同时,注重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从最早设立“工作委员会”,到组建“革命委员会”,到恢复“工作委员会”,再到成立“三沙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南海诸岛党组织建设实现从创立建设、探索调整、巩固发展到强化提升,日趋成熟,形成在海岛推进党组织建设的丰富历史经验。不仅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发展规律,更有力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成功之道,为国家经略南海和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围绕新时代美育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形成了关于新时代美育的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将美育与文化相关联,从文化视域的角度丰富和拓展了美育意蕴,形成了大美育新话语。大美育意味着从少数专业人员、学校学生转向全体国民,由专业领域向大众领域的拓展。习近平关于新时代美育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美育使命的实践指向是立德树人,是助力创造和实现美好生活。推进新时代美育工作要扎根时代生活,把艺术与生活相统一;从机理上挖掘中华美育的资源优势,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不断提高全社会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